2026年2月28日，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代号“史诗怒火”行动(Operation Epic Fury)的大规模军事打击，系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、无正当防卫依据的非法使用武力行为。该行动不仅是对主权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的公然侵犯，更是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野蛮冲击。

　　依据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，该行动具有三重违法性：

　　其一，非法使用武力，突破国际法红线。《联合国宪章》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和遵守的宪章性法律文件，确立了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秩序，明确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。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下，使用武力存在两个例外：一是得到安理会明确授权，二是遭受即时武装攻击后行使自卫权。美国在发动攻击10天后再向安理会提交函件备案，这种“先行动、后报备”的做法，并不能掩盖其缺少安理会授权的事实，也不符合《联合国宪章》第51条关于行使自卫权(包括“集体自卫”)的程序要求。而且，该军事行动事先筹划，具有规模化和系统化特征，目标是摧毁伊朗国家军事力量、瘫痪国家指挥体系，乃至颠覆国家政权，这严重侵犯了伊朗主权与领土完整，已呈现出“侵略行为”的特征。禁止侵略是国际法不可逾越的红线，谁践踏这条红线，都将严重破坏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安全秩序。

　　其二，滥用自卫权，缺乏国际法基础。根据普遍的国家实践以及国际法院判例，行使自卫权需满足“武装攻击”“必要性”“比例性”等一系列严格条件。就“武装攻击”而言，虽然美以方面反复强调伊朗及其相关行为构成“持续威胁”，但这种所谓“威胁”既未达到国际法院判例确立的“规模与效果”标准，更未形成即时、现实的武装攻击——美国自身从未遭受伊朗的直接武装攻击，却悍然发动大规模空袭及持续打击，不仅完全缺失行使自卫权的前提条件，其行为本身反而构成了对主权国家的真正武装攻击。就必要性和比例性而言，本次军事行动范围广泛、目标多元，打击力度远超“阻止正在发生攻击”的合理限度，其本质已不是有限防御，而是带有明显战略性压制、霸权性威慑的单边军事冒险。至于所谓“先发制人自卫”或“预防性自卫”，并未得到大多数国家接受，不具备合法性基础。其以“潜在威胁”替代“现实攻击”的逻辑，不仅难以满足《联合国宪章》第51条对自卫权的严格要求，更有可能成为滥用武力的借口，给全球安全带来巨大隐患。

　　其三，违反国际人道法，加剧地区人道危机。人类社会发展至今，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使用武力，均应恪守以《日内瓦公约》为核心的国际人道规则，这是文明世界的共同底线。据相关报道，在本次军事行动中，美以战机空袭了伊朗学校、医院等民用设施，以及核相关科研场所，造成平民伤亡与文职人员遇难，明显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的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；针对特定人员的定点清除，如未能证明其直接参与敌对行动，则涉嫌构成对平民的非法攻击甚至法外处决，严重违背基本人权准则；攻击福尔道和纳坦兹等核设施，极易引发核泄漏等放射性灾难，不仅会直接威胁当地平民的生命健康，更可能对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损害。如果在武装冲突中无法最大限度地保护平民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，那些声称“军事打击是为了伊朗人民的安全和自由”的论调也会丧失其合法性支持。

　　美以上述行为已严重违反以《联合国宪章》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，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负面影响正持续发酵、不断扩散，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多重风险。一方面，“强权”替代“公理”，侵蚀国际法治根基。当大国可以随意曲解国际法、越过联合国安理会擅自动武，国际法便会沦为“强权者的工具”，失去其应有的公平性与约束力。这种恶劣的示范效应，正诱发全球范围内的“秩序坍塌”，使中小国家普遍缺乏安全感，被迫重新陷入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，严重冲击全球战略稳定，动摇国际社会对法治的信仰。另一方面，激化中东乱局，加速地区局势恶化。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支柱性国家，美以对伊动武彻底打破了地区微妙的政治平衡，将多年积累的和平成果毁于一旦。战火爆发以来，不仅参战双方损失惨重，战火更快速蔓延至整个海湾地区，大量平民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，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已然形成，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被彻底中断，地区对抗陷入恶性循环。

　　国家无法则亡，世界无法则乱。国际法是维护国际秩序、保障共同安全的基石，更是遏制霸权主义、防范军事冒险的重要屏障。当前，如何在各国安全关切与国际法约束之间重建平衡，遏制“强权逻辑”对国际法治根基的侵蚀，已成为国际社会亟待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。

　　国际社会应坚定捍卫国际法权威，旗帜鲜明反对任何单边军事冒险行为，坚决抵制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，推动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、化解矛盾。历史早已反复证明，强权霸凌从来不得人心，违反国际法的行径终将被国际社会唾弃，唯有坚守主权平等、尊重领土完整、恪守法治规则，才能实现世界的共同安全与持久和平，才能让人类文明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稳步前行。(完)

　　(作者系外交学院副教授 严文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