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的除夕夜，父亲戴上了两层口罩然后出了门，直至此时我才真切地明白所谓“疫情就是警情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2020年1月2日，我乘坐高铁离开武汉之际，窗外的风景迅速一闪而过，那时我的脑子里仅仅有着对那座城市单一的记忆。我暗自庆幸自己取消了所有跨年的安排，乖乖待在宾馆里头躲过了最初时候的喧嚣。一直到1月23日，新闻里忽然跳出“武汉封城”这四个字，此时此刻我才惊觉，问题远比自己之前想象的要严重许多，而我已然回到老家足足20天了。
回家的20天缓冲期
那日回到家中之时，自离开武汉始，已然过去了二十天，彼时我每日皆在忧心自己是否为无症状感染者。那段日子里，我屡屡查看体温，稍稍咳嗽一声便紧张许久。然而县城之内却是尽显祥和之态，街道两旁起了红灯笼，菜市场中充斥着购置年货之人的身影，众人均投入于迎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氛围。父母全然未将我的担忧放在心上，他们认定武汉距此小县城甚远，病毒亦离得极为遥远。我只得将内心的诸般焦虑强压于心底，望着窗外的人流往来，暗自思忖或许真的是自己思虑过多了。
除夕夜的电话
夜晚降临大年三十，依着常年形成的习惯，在村子里头陪伴爷爷奶奶一块儿吃好年夜饭，随后回到家，刚刚把一盆洗脚水端给爸爸，春节联欢晚会都还没开始上演呢，电话就突然响起来了。爸爸过去接起电话，面部的神色刹那间产生了变化。电话的另一头告知消息，其所负责进行管理辖制的好多乡镇之中，那片归属区域里有一个村民，在县医院那边被诊断确定患上了新冠肺炎。这也就表明着他必须立即前往村子当中去弄清楚具体状况，还要着手制订疫情防控的方案。就在家家户户亲人欢聚相守一团圆的这个时刻，这样一则消息恰似一盆冰凉的水倾洒而下。我眼睁睁看着爸爸放下电话，接着站起来，动手去穿衣服，内心当中顿时涌起一股规模巨大的恐惧之感。
父亲上前线
父亲身为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，其管辖范围涵盖两个乡镇。他即将前往的那个村子，乃是确诊患者居住之所。家中并无防护服，亦无护目镜，仅有几包普通医用口罩。我拽住他言，太过危险了，可否让他人前去。父亲听闻我的忧虑后，仅说了四个字：我是警察。他戴上墨镜，戴着两层口罩，身着警服便出了门。自那一刻起，每隔一小时我们便给他打一通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始终很镇定，称正在与村干部开会，正在安排布置封村的路口。直到大年初一凌晨两点，他才推门回家。
封村那一夜
随后父亲告知我们，彼年夜他前往村委会，又走到村派出所，与村干部们一同挤于一间狭小办公室内，连夜确定了封村计划，哪条道路需设关卡，谁人来担任值班此项任务，村民生活所需物资如何送去这一问题，以及隔离人员怎样进行管理这些事宜，皆于那几个钟头里敲定下来，原本热热闹闹一番景象的村子，在那一夜晚骤然宁静了，次日清晨，各个道路口便拉起了警戒线，村民们从窗户中探出脑袋来，尚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何事，仅仅是望着身着制服之人进进出出着，内心隐隐约约便产生了不太好在感觉。
坚守的每一天
从那一日开始，父亲可就再也未曾有过休息的时候了。每隔不多几日便要前往各个村子走上一回，瞧瞧卡点值守的民警其口罩是否够用，问问返乡人员排查环节有无疏漏之处。夜晚时分又时常会接到那些紧急的通知，随即起身便赶赴公安局去开会，趁着夜里赶忙制定新的防疫举措。二月下旬之际，市里组织警力前往湖北进行驰援，父亲因年龄超出标准而未能成行。那日中午吃饭之时，他望着电视里出发的队伍，眼中满是一股不甘的情绪。他言说着，自己倘若能够年轻10岁那该多好呀，如今已然是一把老骨头了，全然没办法为国家贡献些什么力量了。我调侃着说道，晓得自己年老了那就多多留意身体喽。他猛地严肃起来，宣称疫情就是警情，鉴于自己身为警察，还要强调况且作为党员身份，强调因为去不成武汉，所以更要坚守好自己所处之岗位。
平凡人的力量
处于那段时期，我每日都在家中一直等着父亲归来，为他把饭热好，聆听他讲述村里又出现了啥情况。我因他而由衷感到骄傲，同时又因自己所做之事太少而内心惭愧。他是众多基层党员里的一员，和他情形相同的人还有支援武汉的医生、送餐的志愿者、村口执勤的大爷、牺牲于岗位上的民警。这些人没有防护服，没有慷慨激昂的话语，仅仅依靠最为简单的口罩，守住了每一处路口、每一个村子。疫情终究会过去，然而它检验了这个国家的凝聚力。我从父亲身上，目睹了中国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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